[63]再比如，美国最高法院自从新政以来运用贸易条款解释出来的联邦政府近乎无限的经济管制权，也在60年之后伦奎斯特法院判决的洛佩兹案中告一段落。

宪法中的各项原则与权利保护的规定，最终需要落实在下位法律规范中。比如，德国民法对母亲一词的内涵重新进行了定义，将母亲限定为生产子女的妇女。

着眼于现代家庭关系，男女平等的重要原则主要体现在儿与女、夫与妻、父与母这三层主要关系内部地位的转变之中。又比如另一个典型事例，一位老妇有3个儿子，本应不愁养老问题，但这3个儿子都不管不顾，最终导致这位老妇悬梁自尽，酿成令世人难以接受的悲剧。解放后出生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多，正值生育高峰时期，如果人口增长不加控制，在二、三十年内，我国将因人口过多而出现极为严重的局面。这种思路的转换也是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的具体实践。国家对多子女母亲和单身母亲提供帮助。

当家庭成员的生命、健康、人身自由和人格权等受到家庭中其他成员的侵害时，国家可以介入，为其提供保护使之免受来自第三人的侵害。从保护范围来看，婚姻自由不仅仅局限于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尽管如此，由于党内法规是否同宪法和法律相一致的备案审查机关与法律法规的合宪性审查机关并不一致，如何协调两者，如何解决基础规范的统一性问题，依然是我国合宪性审查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法理难题。

在西方代议制下，无论是选举政府官员，制定公共政策，还是通过法律草案，都能发现政治妥协的身影。进而，参考和借鉴域外违宪（合宪性）审查的法理困境之排除的制度方案，对我国合宪性审查的法理困境之排除提出更具本土色彩的制度设想和建议，以期为我国合宪性审查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推进，提供学理上的助力。为解决民主立法的实质合法性问题，应当对民主制定的法律进行合宪性审查。④法院的裁判如影响国家机关对外决定的一致性或造成权责机关行使职权的困扰者。

最近引起网络热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条例》）在广泛征求意见过程中，公众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并引起了广泛关注与讨论。在这里，人既是目的又是关系。

如何对该制度实践进行整合，以保持制度的延续性，是合宪性审查制度运行中必须考虑的问题。因此，如何做到既能坚持党的领导，又能做到司法节制，是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必须面对的另一个法理困境。相较于制宪行宪过程中的政治协商与妥协，立法过程中的政治妥协，通常被淹没在民主合法性的法律教条中，较少受到学界的关注和讨论。对于此种观点最常见的一种反驳就是，它是自相矛盾的，就像是让狐狸来守护鸡窝一样。

但李树忠教授认为，相较于法律而言，党内法规作为中国共产党自我承诺的结果，表现为党的自我约束与对一定的政治和道德理想的追求，是针对特定群体更为严格的规范与准则，因而不能接受合宪性审查。可见，党内法规是否接受合宪性审查问题的背后，隐含着党内法规的性质是否为法的法理问题，以及一个国家基础规范的统一性这一法理问题。（二）低度法理化倾向 毫无疑问，宪法兼具政治属性与法律属性。党内法规是否接受合宪性审查，实际上涉及到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与国家法律体系的关系问题。

在法律体系内部，这个最基础规范是宪法，而党内法规的最基础规范是中国共产党章程。如秦前红教授认为，中国合宪性审查除了不审查外交行为、国防行为、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等各国公认的政治问题以外，还应结合中国的政治建设实际，不审查党团问题、特殊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等这些不宜进行审查的问题。

以备案审查公开机制的设置为比附，2017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连续三年听取并审议法工委所作的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报告，在常委会层面实现了备案审查工作的显性化。同级党委备案审查工作机构应当研究处理，并以适当方式反馈结果。

（三）基础规范的统一性难题 宪法秩序的形成，有赖于一个建立在共同价值认识基础上的宪法规范。作为全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虽然只能对合宪性审查工作起到协助性作用，即协助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合宪性审查，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毕竟是专业机构，应当建立一整套保障其专业性的制度安排。李少文博士分析了合宪性审查的政治面相和法治属性，并将其定位为一种程序性工作机制而非政治制衡性设计。伴随着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提出，合宪性审查开始步入快车道，只要我们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正视中国合宪性审查制度在建构、发展和完善过程中所面对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通过建立相对独立审查的原则，合理设置过滤机制和合理区分政治行为与法律行为，以及设置理性决定的正当程序控制和协调机制，就一定可以建构起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合宪性审查制度，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最终走向现代化。因此，建议借鉴美国违宪审查的做法，基于功能主义视角对审查范围进行研究和界定。在合宪性审查筛选要件中，首先应当明确政治行为与法律行为的区分。

作为平衡利益和处理异见的理性行为，虽然尊重不同立场的妥协在本质上是民主的，但基于连任的考虑以及利益集团柔性绑架的影响，民意代表或立法委员的政治妥协更容易导致立法欠缺理性。不同的违宪（合宪性）审查模式背后，往往隐藏着相异的法理问题。

结 语 合宪性审查是维护宪法权威、实现依宪治国的必由之路，是实现政治争议宪法化的主要途径，也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宪治国家的法治原则要求法律（即便是民主原则下）应受到某种限制—保证法律尽可能正确的制度性限制。

问题在于，此种准据或传统能否起到真正的过滤作用？布伦南大法官在贝克诉卡尔案中总结出六条涉政治问题案件的显著特征，后演变成政治问题原则。③系争案件所牵涉的事项，因过于广泛、多边或具有专业性，非法院所能正确了解与掌握。

因此，基础规范不统一的法理难题，也就只能依赖于一套行之有效的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来加以解决。这就是说，法律不再被认为是由某个主权者（Iussum，即统治权）推行的任何一般法规，而被认为是体现并表达了社会的正义感（Iustum）的原则。由此延伸出的反多数难题，同精英政治与大众政治之间的矛盾一样，根本无法得到妥善解决，这恰是美国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克制主义一直以来争论不休的主要缘由。所以，以人为理论基础的法律必须是体现某种正义的人性的法律。

比如，我国在设立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之前，并非不存在合宪性审查行为，而是存在鸭子凫水式的备案审查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合宪性审查的功能。（一）民主合法性只是国家组织法的基础 主流理论认为，现代法治国家的国家权力应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之上，即国家权力的配置和使用须具有合法正当的来源并凭此获得承认。

法律的制定和修改过程也表明，民主立法本质上不过是一个政治决定的过程，其秉持的是民主政治多数决断的好恶观，而非法律正当与否的是非观。这两种经典制度框架的背后，都涉及反多数难题这样一个法理困境，即由非民选的违宪审查机关对民意代表机关制定的法律进行审查所导致的少数对抗多数的法理困境。

即便合宪性审查机构获得了民意机关的同意，也只具有间接的民主合法性，同样会产生少数对抗多数的法理困境。美国以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为契机，以一种看似偶然的方式所建立的违宪审查制度，背后掩藏着的，恰是对民主合法性的深度怀疑。

但从政治层面来看，宪治与民主的矛盾由来已久。而且，从功能主义视角来看，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制度设立的目的，与美国、德国设立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并不相同，主要是维护宪法权威和保障国家法制秩序的统一性，以便更加有效地实现国家作用。对法律草案的审查过程，设置合理的程序能够防止非理性的法案通过，故而合宪性审查为法律的出台增加了一道相对理性的安全阀，有助于对侵犯基本权利的法律起到过滤与控制作用。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党内法规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意味着在政治上对党内法规与国家法治体系的关系作出了政治决断。

从目前的制度实践来看，为了解决上述法理困境，党内法规备案审查工作把同宪法和法律相一致作为党内法规是否具备效力、能否得到施行的重要标准之一。上官丕亮教授认为，中国合宪性审查的法理逻辑在于宪法至上、人民主权、民主集中制。

二是立法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决断，而非是非对错的正确判断。具有溢外效力的党内法规或者党政联席发布的文件，对相对人权益产生影响的党内法规不应当只由党内机关进行单独处理。

三是立法过程表明其现实妥协的成分可能比法理正确要高。而立法过程更加表明，民主的政治妥协成分实际上比法理正确要高得多。